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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0 06: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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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归类:
诗的读者我想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诗内读者,也即诗人自己。他们通常的相互阅读彼此的诗歌,并研习彼此的诗风,或在大的框架下,整体把握诗的进行曲。这一类读者,既是读者又首先是诗人,他们的审美紧密着创作,也紧跟着诗的步伐。其阅读情趣是围绕着当下诗在进行的。但这一类读者再怎样认准诗歌,还只是诗内的事。诗的影响没有超出诗界之外,再热闹也没有社会影响力。当然诗人读者或读者诗人也会自己起哄,自己热闹从而形成貌似的社会效应。一百年了,这种效应反复出现,并成为新诗超常发展的内在推力。几乎是不受社会力影响的。诗人们与时代接轨,更多的是诗人们的自觉,他们用新式的诗表现新时代的内容,并彼此推波助澜。在特定的时期,内容大过形式,成为溢出形式之外的泛滥——也即主题先行下的诗的政治与时尚表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内容都永远小于或等于它的形式,一旦超出形式之外,便成为别的东西。人是一个形式,人的一切行为包括思考,也在人的这个形式之内。有些人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被斥责为不是人,其实还是人——只是这些人的行为有些另类罢了。虽然加了“另类”也还是人,他们的怪诞也始终超不出人这个形式,只是分外人的少见多怪吧,其实在这个分内是彼此认同的。就像现代的某些私人会所。因此,假若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去认识一切的事物,并进行解剖,那么即便是充斥标语口号的,或当下极端散文化的、浮躁不安的、充满实验性的诗写,在诗的形式之下,也仍然是诗,我们可以归为另类或异类诗象。彻底的否认它们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它们既然能够产生,就有它们的存在的理由。诗不是生命个体,不像一个人那样简单。一个人犯了大恶,法律判处以极刑,消灭了他的形式,他就不能继续他的存在了,久而久之就会被彻底的遗忘,包括他的亲人及后代——芸芸众生大多是如此吧。但诗就不一样了,尤其在有了文字之后——在没有被彻底灭迹之前,即便蒙尘太久,也会有人再把它们翻出来。所以做为史的东西,是不以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人在做翻案文章。诗,一个时代过去了,诗人们的志趣发生了变化,从前喜欢的流行的,现在不被喜欢不再流行甚至被鄙弃,这都是极正常的现象。但这被鄙弃的存在,仍然是存在,哪怕只是曾经的存在。
新诗不被认可,首先是新诗的形式不被认可。这是新诗从郭沫若氏确立自由诗开始就一直存在的争议。这种争议不在新诗的内部,而在新诗的外部。也不只限于新诗和旧体诗的争锋,起码新诗诗人没有人否定过旧体诗说它不是诗,而旧体诗作者,绝对的否定新诗的也较为罕见。他们底内心对新诗的存在还是认可的,只是不屑于与之为伍,有些人说不定也写新诗呢,只是自觉不好,没拿出来吧。而现代和当代的诗人们,普遍的是新诗和旧体诗,都有写作的。还是郭沫若氏就曾说过“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这也是一些新诗诗人在中老年之后重拾旧体诗的代表人物。这个诗象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毕竟,旧体诗有旧体诗表达的便利,在内容日竭之后,借形式“复活”诗歌。而且大多数是格律诗词的短制,少古诗中的歌行体。这当然是诗内诗人的事。一些还未写作旧体诗的新诗诗人们对此也不要窃笑,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拾起旧体诗来写作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到诗外去。说到诗人读者或读者诗人之外的读者那里。他们才是新诗一直不被认可而且又是新诗必须争取的广大的读者群体。这一大群体也是被某些诗人讥讽为不懂得欣赏现代诗的群体,阅读和审美趣味落后的群体,然而不管你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庞大的足可以淹没一切诗人的群体。这就是平时不读诗,或者从来没有接纳过新诗的,诗外大众。但他们对于新诗的确认,无疑有绝对的权威,因为他们是众人之口。众口铄金。新诗在社会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在新诗的内部很热闹,在诗外却惯常遭冷遇。陆游说“诗的功夫在诗外”这个诗外,是否包含诗外的接纳这层含义呢?!所以新诗,没有生活的现场,只有新诗人们的诗生活场。这个场是小的。即使毛泽东时代,在政治的气候下诗人普遍的享有较高的声誉,新诗还是没有吹进民间,吹向大众。如果翻阅一下新民歌,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仍然是旧体诗的翻版。为什么?为什么?真的是新诗外大众的冥顽不化吗?还是新诗人偏执?
新诗外读者,大都对新诗所持的是形式的否定。而且这个否定的基点竟然就是如此的单一。这就是押韵与不押韵。就这么简单。你不押韵就是一大堆废话,就让新诗外读者摸不着头脑,云里雾里的看花。就说你所写的不是诗,而提到这一点也仿佛揭到了新诗人的短处,新诗作者们普遍的也缺少必争的底气。不是不想与之争,实在,押韵何尝不在新诗作者的心中占有先天的地位呢?只是因为表意的需要常常顾及不到此,所形成的先天不足。如果说初兴的新诗不被认可,是源于大白话,源于内容的浅显,直白,而不是押韵的问题——因为那多数是押韵的自由诗。那么今天的新诗不被认可就是直白或相反——朦胧、暧昧、晦涩 + 无韵。这不能不说是当下新诗在诗外的结症所在。新诗内的诗人们承不承都是这样一个事实。也罢,诗内:诗人、读者诗人与诗外:非诗人大众读者,各自的继续的我行我素,各行其道吧。其实,说句公道话:新诗尽管只短短百年,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都是超越前人的。起码将前人写入新章中,是后人的便利也是较好完成的一件事。但新诗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同样极具广度和深度,这也是打开现代诗页,所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在后朦胧时代,新诗进入了私密式写作,普遍地以表现个性化生活及个人内心世界为主,但每一个个体又何尝不结合为大众呢?可是这毕竟只是认识在起作用。而诗是传情、导热的。你阻隔了与诗外读者的联系,你就自觉或不自觉的围困了新诗。此外,在新诗内部所存在着的不断的自我否定,也是新诗不被诗外大众所认可的潜在的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新诗人自毁了新诗。纵观新诗的百年发生发展史,它几乎是断崖式的突发性式的变革,一个否定中的跳跃式前行,其步态总是踉跄的。而中国古体诗数千年的延续在整体上是一种过渡的、继承式的发展与壮大。比如乐府从乐府古辞走向文人乐府,词从诗余走向独立的宋词,散曲由词的演变。这期间是循序渐进的,是对前者的肯定等同于后者的实践中的前进。所以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始终贯穿在其中,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杂言总体上呈现为一座又一座高峰。而新诗百年有承认前辈诗人为高峰的后来者勇气与胆识及其肚量么?没有。大多数写诗人没有。新诗不断的实践性,让每一代诗人从潜意识里都自觉高高在上,超越前人。新诗在内部没有权威,在外部自然的没有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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